# 世界如何为裙带资本主义铺平了道路
**作者**：罗伯特·巴特马科（Robert Batemarco）
**发表时间**：2013年11月5日

在美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，裙带资本主义与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一直在争夺美国经济的核心地位。过去半个世纪，裙带资本主义逐渐占据上风。其背后原因众多，且均指向政府对权力的贪得无厌。

正如鲍勃·希格斯（Bob Higgs）在毕生研究中所指出的：危机是国家的“强心剂”。无论危机是不可避免的，还是政府蓄意制造或因失职引发的，国家几乎从不放过利用危机扩张自身利益的机会。

戴维·斯托克曼（David Stockman）的新作《大扭曲》（The Great Deformation）带读者梳理了一系列理念、制度与危机——政府正是借助这些契机，将数十亿美元从公众手中转移到权贵阶层的口袋里。斯托克曼笔下的核心“罪魁祸首”包括：费雪、凯恩斯与弗里德曼的理论；美联储体系与总统制这两大制度；以及大萧条、60年代末美国黄金挤兑、1987年股市崩盘和2008年金融危机等一系列危机。

危机对政府而言颇具价值，因为它能制造恐惧。而恐惧会让许多人认同西奥多·罗斯福的观点：“在任何决策时刻，最好的选择是做正确的事，次优是做错事，最糟糕的是无所作为。”在正常时期会遭遇强烈抵制的自利行为，在危机时刻却能畅通无阻——此时，“错事”即便非必要，也会被视为可接受之举。里根时期的军事扩张就是典型案例：其立论基础是对苏联进攻能力的夸大，最终导致军费规模远超军方领导层的实际需求。

宽松货币时期同样是裙带资本主义的温床。新货币的首批获得者总能以牺牲后期获得者的利益为代价获益，而谁能成为首批获得者绝非随机。通过将利率维持在自然水平之下，宽松货币政策削弱了股市的价格发现功能——这一功能对理性经济计算至关重要，最终使得股市除投机者外，对其他人几乎失去价值。此外，宽松货币政策还为政府增加开支提供了条件：政府支出越多，权贵阶层从中牟利的机会就越多。

在解读近期金融困境时，多数评论者忽略了一个关键点：资本主义不仅是一种盈利体系，更是一种盈亏并存的体系。尽管亏损令人不快，但它具有至关重要的“治愈功能”——淘汰低效、纠正错误。然而，不良资产救助计划（TARP）、零利率政策（ZIRP）、量化宽松（QE）以及“大而不能倒”等政策，恰恰剥夺了这种治愈机制，将掌权者亲信们的损失社会化，转嫁给全体公众。

裙带资本主义本身已是一大恶疾，更糟糕的是，它还玷污了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声誉——后者是人类已知最高效的经济制度。这无异于“雪上加霜”：若公众将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视为问题的根源，那么“解决方案”就会指向更强的监管；而监管的扩张，恰恰会为裙带资本主义的核心——偏袒与腐败——提供更广阔的空间。

事实上，自国家拥有分配特权以来，裙带资本主义就已存在。但近年来，公众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度显著上升。部分原因在于术语本身：“裙带资本主义”（crony capitalism）的头韵效应与指向性，比中性的“寻租”（rent-seeking）更能吸引普通民众的注意。但更重要的是，裙带资本主义的实践在近年来变得愈发明目张胆，推动了相关研究的蓬勃发展。

除斯托克曼的著作外，近年来出版的相关书籍包括：亨特·刘易斯的《美国的裙带资本主义：2008-2012》、戴维·格尔森的《裙带资本主义如何摧毁中产阶级与经济：揭秘合法掠夺的经济学》、雷蒙德·利尔西的《油价扭曲与裙带资本主义反思：文选》、哈维·耶茨二世的《理查森州长与裙带资本主义》、古尔纳兹·沙拉夫丁诺娃的《俄罗斯裙带资本主义的政治后果》、史蒂文·哈伯主编的《拉丁美洲的裙带资本主义与经济增长：理论与证据》，以及戴维·康的《裙带资本主义：韩国与菲律宾的腐败与发展》等。

在这些著作中，斯托克曼的作品尤为突出。作为里根政府的政策圈内人，他近距离目睹了裙带资本主义的运作，并在书中披露了大量只有内部人士才能掌握的细节。如今，美国的裙带资本主义已发展到“巨人歌利亚”般的规模，但愿这位“大卫”的笔，能掀起一场推翻巨人的运动。